澳门新葡8455手机版中国乐凯

发言者:窦海军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1日 01时10分10秒中国乐凯——这是1999年在我们杂志发的一篇文章,今天看来还是太客气了,应该把乐凯的问题深刻、彻底地揭露。见大家聊兴不足,贴了充数。望批评。编者按:中国经济像一个迟迟出不了院的病人,老病未愈,新病又来。性命交关的顽症,当属积蓄了几十年、终于爆发于今的“国企病”。如今是内科不行,外科不行;中医不行,西医也不行。也有没趴下的国有企业,虽然不免脾虚肝热、腰酸腿疼,却还在顽强地赶路;它们要凭手中这张旧船票搭上21世纪的客船。远远地传来了悲壮的歌声;为了听个明白,听个真切,我们走近了中国唯一还挺立着的感光材料企业。

中 国 乐 凯窦海军 图·文

当今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生产彩色胶卷——美、日、德、中。中国只有乐凯。 这可能与中国能够生产核武器的感觉相似,然而核武器是杀人用的,是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力生产的,是不可以流通的;而彩色胶卷是流通于世的一般商品。它虽然也属于高科技产品,但却远高不到核武器的份上;况且凭英、法、意这类国家的实力,生产彩卷是没问题的,为什么他们不产?如今中国满街都是柯达、富士,黑白、彩色、反转、负片应有尽有,且质量上乘价钱不贵,那么乐凯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再有,在强烈的市场竞争中,就连分别引进柯达和富士生产线、分别生产福达和公园彩卷的两个厂家都彻底投降告输了,而中国乐凯胶片有限公司为什么今天还活着?它活得怎么样?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柯达、富士外加爱克发、柯尼卡的虎豹狼群中,乐凯这头国企老牛又将如何呢?乐凯的意义关于乐凯存在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谈什么发展民族工业;什么提供了近万个就业机会之类的话题。新华社的一位朋友要去美国,旅美的妹妹让他给买些柯达胶卷代过去。密西西比河水为什么会倒流?一卷36张装的柯达ISO100彩色负片在美国本土卖3——5美元,在欧洲、俄罗斯同样是这样的价钱,但在中国的零售价只有20元人民币左右。美国人为什么对绝大多数人不信上帝的红色中国如此的仁慈?这不能说没有乐凯的原因——乐凯ISO100彩色负片卖13元左右。同样属于彩色胶卷的柯达专业反转片在美国本土也卖5美元,但在中国却卖70元左右,因为乐凯不生产反转片。中国消耗的胶卷90%以上是ISU100彩色负片;人们估算,因为乐凯的存在,中国百姓在彩卷和彩色相纸上,每年将节省开销10亿元左右。照此看来,即使你只用柯达、富士而不用乐凯,但同样要感谢乐凯。海湾战争中,当伊拉克想用鹞式战斗机打击来犯之敌时,这些花重金买来的家伙却趴在机场上个个成了“死鸡”。原来飞机是美国人制造的,为了不被反咬一口,他们在空中把这些飞机的程序给改编了。胶卷同样也是军工产品,它是空中军事侦察的主角,所谓的回收人造卫星,实际上就是回收上面的胶片。乐凯还一直肩负着研制生产军用胶片的任务。并且,在国有企业兵败如山倒的今天,乐凯1999年上半年还实现了销售收入4。07亿元,利税8930万元的业绩,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5%和134%,这组不难看的数字是乐凯存在的更扎实的意义。乐凯的实力和中国的汽车企业一样,在感光材料行业,乐凯在企业规模、产品种类、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同样与柯达、富士这样的跨国公司差着好几个段位。但乐凯又是中国感光行业中的一块紫檀木,它的块头虽然不很大,但却历经风雨,且不腐至今。除了乐凯,中国另有7家较大规模的感光材料厂分属于轻工部和化工部。他们都曾有过辉煌的业绩,都是中国感光材料史上的功臣。进入80年代,虽着彩色摄影在中国的普及,这些原本以生产黑白感光材料为主的企业都大有“廉颇老矣”之感,近而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一场引进热潮。其间,厦门厂投资1。6亿美元引进了柯达的全套生产线,产品是我们尚可记忆的“福达”彩卷;汕头厂则投资2。2亿美元引进了富士的全套设备,生产的彩卷叫“公元”;上海厂采取的是聘请外国专家指导的形式;保定厂(今天的乐凯公司)引进了关键的涂布设备,两家分别花了1000万美元。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受聘于中科院为顾问的前国际感光协会主席贝格教授曾叹曰:“中国感光界不是疯了,就是想称霸世界”。当时人们最看好的,是那两条全套引进的生产线,甚至有人信心百倍地宣称:“我们投产之时,将结束柯达、富士在中国的好日子。”[FS:PAGE]实际上三亿多美金的大购置,近乎是想象的产物,不但缺乏科学分析,操作上也有问题。从供需方面看,大引进就有些立足不稳。引进后的中国彩卷生产能力将为年产1。6亿卷,而到了1993年,柯达公司的调查结果是,本年度中国胶卷的总销售量为9500万卷。就算这1。6亿个胶卷都能生产来,并有世界一流的质量,我们又岂能卖得出去?而且我们引进的又是柯达、富士70年代初的工艺和设备,引进之时就已经面临淘汰;生产所需的一切原料也都依赖进口,价格被人家喊得高高的,至使生产成本迟迟降不下来;生产制造还不如进口散片分装划算。加之自己又没有彩色胶卷的研发能力,无法适时国产化;企业机制、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等因素就更不必说了。时至今日的结局是,上海厂一直没能形成生产能力;厦门、汕头两厂共负债70亿元,资不抵债,被柯达收购。以上这些完全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收入MBA教材。然而同样具有案例意义的还有乐凯,他们依靠自己研发、管理的实力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有滋有味、甚至有点风风火火。乐凯不但没倒闭,到了1999年中期,它的总资产已经发展到了15。08亿元、净资产9。12亿元,分别比1995年底增长了100。53%和235。77%;而资产负债律反倒降低了24个百分点为43%。在强大的势力面前不低头,固然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凛然无畏的精神。然而企业终归不是舍生取义的英雄,破产永远也算不上慷慨就义,更不是胜利,企业更需要的是实力。如今中国的感光材料企业除乐凯外,都已向柯达俯首称臣。1998年柯达不但兼并了厦门、汕头(中方占20%股份)和无锡厂(中方占30%股份),还卖断了上海、天津、辽源三个厂到2001年底的对外合资权。就此,柯达在中国全面登陆。然而柯达最想收购的却是乐凯,但因乐凯坚持要控股和不改换品牌,而使山姆大叔怏怏不快地离去了。至此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乐凯的实力,但它的拳脚到底如何呢?1999年11月10日我来到河北保定,迈进了乐凯的大门。乐凯的科研高科技企业不同于麦当劳,科研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首先来到了乐凯研究所。乐凯的实力首先表现为它的研发实力。乐凯的生产设备大多陈旧落后,许多还是1958年建厂时苏联援造的,只有关键的涂布设备是80年代花1000万美元进口的。这样的设备情况,如果没有较强的研发能力,乐凯将不会活到今天。就龙头产品彩色负片而言,自1984年至今的15年里,乐凯就研发出了5代。1995年至今还研发出了两代彩色相纸。如今研究所的经费已经达到了销售额的5%左右;年经费不算设备购置费,也有1200万左右。这虽然无法与柯达、富士相比,但这些大公司天文数字的研究经费是分摊在很多项目上的,乐凯则主要用于彩色胶卷和相纸的研发。就单项研究费来说,这个数字还是满说得过去的。参观时我看到,一套价值28万美元的核磁共振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有趣的是,研究所关于“是船靠码头,还是码头靠船”的讨论曾扭转了乐凯胶卷的命运。彩扩机有许多频道,就像电视机选台。不同品牌的彩卷适于各自的频道。乐凯起初也按国际标准选择了自己的频道,但因那时乐凯胶卷的市场占有率很小,大多数扩印店不愿意因偶见的乐凯胶卷而调换频道,结果是乐凯胶卷扩出的照片质量很差。但老百姓却不知个中因由,便认为是乐凯胶卷的质量不行,这严重地影响了乐凯胶卷的声誉和销售量。胶卷的最终目的是洗出好照片,乐凯在最后的环节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就像一个不错的运动员总在接近终点时被绊了一跤。这本来是一个市场问题,应由营销部门来解决,但乐凯研究所却唱了主角。就量级而言,柯达、富士好比是码头,乐凯是船。乐凯提出了这样的比喻,其实已经就找到了答案,讨论的结果当然是要船靠码头,而不能码头靠船。研究所的重任便是调整原设计,使乐凯胶卷向柯达频道靠拢。然而高精度地模仿一个东西,往往比自己造一个新的东西困难得多,但如今乐凯胶卷完全可在柯达频道扩印了,我们尽可一言不发地将拍完的乐凯胶卷随便扔到任何一家彩扩店。然而这个问题若在销售层面解决,不但耗资巨大,能否最终解决好,也还是个问号。[FS:PAGE]传统国企与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看企业的各个局部是否都在围着市场转。现代企业的研发部门同样应是市场的奴仆;赢得市场,赢得利润同样是研发的最终目的。乐凯研究所建立了基本上是与国际接轨的研发机制,即“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研究所副所长钱永钦认为,厦门和汕头厂花了那么多钱引进设备,但最终还是垮了,它们没有彩色产品的研发能力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那时他们从乐凯挖走了几个人科研人员,但也没能挽救最终的命运,因为企业的研发能力不仅是综合的,还是传统的。然而乐凯研究所今天的魅力还是远不如从前了。在新形势下,它的地理位置、工资制度等已经使其科技人才的竞争能力大大地削弱了。当我指着年轻的彩色部、物化部主任,问及如果外资公司来挖这样的科研骨干,研究所将怎么办?结果兴致勃勃的对话戛然而止,气氛尴尬而又紧张,虽然后来就此也谈了不少,却一直无法摆脱精神、气氛和语言的沉重感。乐凯的产品乐凯公司的产品有10几类100多个品种,主导产品是彩色胶卷和彩色相纸。随我同来乐凯的新华社图片研究所的退休主任技师胡昌平先生将一摞彩色扩印片扔到乐凯研究所的桌子上,让在场的人们挑一挑哪些是柯达胶卷拍的,那些是新研制出的第五代“乐凯超金”胶卷拍的。这些照片是用同一相机在同样环境下拍的荷花,并在同一家彩扩店冲扩的,结果自然是有些“柯、乐难分”。拍一卷乐凯却要比拍一卷柯达少花五六元钱。这个数字对于有钱人不算什么,但对于绝大多数月收入在千以下的中国百姓来说,却不失意义;况且若没有乐凯的存在,柯达胶卷照样也会卖到40元的。乐凯给富人带来便宜,给穷人带来欢乐。“××可乐,中国人的可乐;中国人喝自己的可乐”。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广告语心存异议,认为其中不仅有着狭隘民族主义和小农意识的味道,也与市场规律不和谐。乐凯目前的成功,使这面民族工业大旗愈发的显眼,但乐凯却有这样一条规定:在企业内部要大讲民族工业、民族精神,但在产品宣传上却不打“民族”这张牌。乐凯不自怜,也不想让别人同情,更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吃了国家的偏饭,他们要靠质量、价格、服务来赢得销费者的信赖。这种做法让我感到了乐凯人的博大气度和高贵气质,这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境界。1998年,乐凯彩色胶卷和相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5%、20%。这个数字虽然并不怎么漂亮,但却让乐凯人引以为自豪。莫非他们太容易满足,太胸无大志了?国家到底给没给他们特殊的关照?试想,如果我国的汽车进口关税为零并且不限量进口,那么国内的汽车制造厂将是怎样一番景象?然而乐凯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多年来,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胶卷竟然有90%是走私货。按中国有关关税标准,一个进口胶卷要缴纳9。9元的关税,这还不算进入内地的17%增值税。然而国内市场上的批发价却只有14元左右、零售价也不过20元左右。就此可说,乐凯在国内连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都没有。虽然1998年7月的打私工作给了走私分子一定的震慑,但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建构起了严密、固定的分销渠道和关系网,如今他们是元气未伤,即所谓的“人还在,心未死,网未破”。乐凯的营销具有40多年历史的乐凯,若想较准确判断它的现在和未来,势必要考察它的营销部门。这不仅因为营销部门是现代企业的冲锋队,更因为市场营销是传统国有企业最薄弱的环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基本上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营销。甚至可以说,只要走访一下营销部门,这国营企业的观念、机制、管理等方面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其实企业原本就是个全息图像,它的每一个局部都反应着整体,只是对于国企来说,销售这个局部的全息图像更加清晰一些罢了。[FS:PAGE]乐凯销售公司的总经理是37岁的田庆国,这首先是个给人以好感的年龄,这一细节在跨国企业或优秀的民营企业本是个无所谓的细节,但就地处保定的一个老国企来说,我们不得不为之再附加一些含义。从田庆国简陋的办公室来到同样算是简陋的会议室,我看见他把一个打火机揣进了衣兜,但采访过程中他又迟迟不抽烟。这似乎不利于放松采访气氛。“您为什么不抽烟?”我问。“我不好意思。”“咱们一起抽罢。”这同样是一个令我注意的细节,因为这样的洋礼节与乐凯那一间间“老国企式”的土办公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所有这类细节与我采访后的结论之一是一致的,就是在困境中为生存发展而疲于搏杀的老乐凯,还无心为自己制造一套漂亮的现代军服,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迫切地向现代企业靠拢着。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乐凯目前已基本上搭起了全国营销网络的架子。32个乐凯部放射出的800多家乐凯专卖店和1400家乐凯特约冲洗店,使乐凯的销售网已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1999年上半年彩卷和相纸的销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5%和142。7%。以上这些数字的绝对值似乎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更不能与柯达、富士同日而语(乐凯的销售收入不到柯达的0。5%),但只要想一想柯达、富士、柯尼卡、爱克发这样的国际公司已进驻中国多年及走私造成的恶劣竞争环境,再看一看中国其它感光企业那惨不忍睹的现状,乐凯的业绩和增长率不但可喜可叹,还大有几分悲壮感。田庆国先生讲,市场需求有着平台效应,到达平台之前往往没有大的动静,一旦跨上平台,就会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高速发展、蔓延。中国的电视机、计算机需求历史和未来的汽车需求都将是很好的例证。就此他认为,中国的民用感光材料市场即将跨上一个平台,这也正是柯达大举登陆中国的真正原因。而企业的销售平台必须提前建立,否则到时候将会措手不及而丧失市场。然而事先搭建销售平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就此乐凯肯定不是柯达的对手。乐凯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相适应的营销战略。我们不敢说乐凯的营销工作是国际水平的,甚至还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通过乐凯对于营销的重视,我们也多少看到了一些希望。即使这样,乐凯的总经理杜昌焘先生还在说:“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再造营销体系”。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乐凯与柯达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不是乐凯与柯达抗衡,而是乐凯如何求生。可以说,乐凯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营销工作,而荣与辱都将是田国庆和他的销售公司首当其冲。乐凯的老总即使机制和管理高度程序化的跨国公司,其首席执行官也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否则凯丽·菲尔瑞娜(Carlg Fiorina)1999年底出任惠普总裁也就不会一时成为焦点新闻了。至于目前锈迹斑斑的国企,如果搞得不好,很难说就是老总无能;但若搞得不错,则肯定其一把手是个能人,甚至可能有点非凡。乐凯总经理杜昌焘认为国企的老板是政府,自己只是乐凯的大管家。乐凯1995年底的几个月已经出现了瞬间亏损,杜昌焘是1996年初走马上任的。至于乐凯今天的状况,前文已经有所介绍。我们也不必如数家珍地对乐凯的机制、管理等进行细节描述,因为国企再怎么折腾,也很难跳出如来佛(国企机制)的手心。至于在手心里如何腾挪,本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不仅往往是斜招正招并举,而且招数还很难通用。正像杜昌焘先生所言:“国企的问题不是几个点的问题,而是全面的问题;解决问题也不是凭几招几式就可以的,同样要全面着手。”记:您如何保证乐凯的持续竞争能力?杜: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乐凯这张旧船票能否搭上 21世纪的客船。而解决这个大问题,要靠我们做许多具体的工作。明年我们首先要进行营销体系的再造。虽然整个体系在目前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与国外比起来我们还差得很远。认识自己,我们既要横向比(和人家比),也要纵向比(和自己的过去比),但更多的应是横向比,找差距;纵向比只是给自己以鼓励和信心。再造的内容包括目标化、流程化的运作和管理;包括机构的重新设置,使销售工作更加科学和更具实力。[FS:PAGE]研发工作也要调整,首先要更加向社会开放,吸纳人才。在研究方面,从前更多地只注重目前产品的研发,今后要同时投入大力量进行未来产品的开发,并从“仿”转向“创”。再有就是数码影像的问题,我们认为传统的银盐材料还有广阔的前景,但也不能对数码的高速发展视而不见,我们随时准备切入这方面的研究。至于什么时候切入,从哪里切入,则是我们要掌握的度,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种产品还在基础研究的时候就投入大量的钱财,我们没那个力量,也没那么大的本事。再有,生产领域、人力方面也要改造。这一切改造都是立足于未来的,因为乐凯就目前的状态维持两年是没问题的。国企的改革是比不上民营企业的,大刀阔斧是不行的,掌握不好分寸是要翻船的,同时还要国家给一些政策。我们还请了人民大学的教授来帮助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生产、研发、营销,工人、干部,都要有相应的考核制度。然而国企的改革还要考虑它过去的轨迹,不能跳跃式的,要一步一步地走,这虽然影响着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但也没办法。记:像福特、康柏这样的大公司,在由研发技术型向营销管理型转变时都走过弯路,您曾任乐凯研究所的所长,是搞科研技术出身的,是如何进行观念转变的?杜:就此我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变。搞技术出身的干部很愿意参与技术,参与的越深越过瘾。我到管理岗位不久就意识到,如果管理人员中很多是搞技术的,这个企业将非常危险。我们企业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多,技术又是我的本行,不但从感情上偏好处理技术问题,而且就技术问题不发表一点看法,还害怕人家怀疑你是不是还懂技术,你是不是不行了。但是我还是带头离技术远一点,多从管理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认为应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因为再好的技术若不通过有效的管理去推动它,使其充分地商品化,技术将是无效的。再拿财务体系的变革来说,三年前我就意识到了,并准备请咨询公司来做,但很难实施,因为下面的阻力太大,得不到支持。大家觉得我们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干嘛还要请别人来。后来通过两年多的工作,今天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问题太多了,不行了,不请人来有困难了。可见观念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记:柯达对中国感光材料企业的全面收购将会给乐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杜:柯达的全面登陆会给中国的感光业带来一些好处,尤其是已经被收购的企业,它们亏了几十个亿,已经资不抵债,被收购也是一条路。但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垄断。国外有反垄断法,中国没有。就此我们的政府站在宏观调控的角度如何看待、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应该看到,乐凯的存在不仅对于民族经济有意义,对于民族文化、民族心态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此,我们是小行业,大事业。当时呼吁打击走私时我们也说,这并不是在呼吁我们企业生存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问题。1996年我呼吁打击走私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你杜昌焘怎么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个外星人呀!就连一个教授级的、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也大讲走私无害论,走私可刺激中国经济,走私有几大好处。我说你这个经济是不是学歪了,最终是那顿饭都吃不下去了。关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不欣赏那些给国家政策作解释的经济学家;也不欣赏那些对中国的情况不清楚,一味地照搬国外那一套的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经当是同时研究好中国和外国的经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记:关于人才问题,乐凯有什么具体方法来吸纳和留住人才呢?就此长期只讲精神恐怕不行吧?杜:物质待遇是很重要,但它不只是工资。乐凯有更大的安全感,有很好的科研条件,有不错的福利待遇,这都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的作用,大家还应该有一点发展民族工业的责任感,有一定的事业心。三年前有个学者来到我们这里,他想不到在保定还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企业。我觉得这话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在肯定我们搞得还算不错,还保持着一种精神,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进行着我们的事业;二是也说明了我们改革的进展太慢。[FS:PAGE]我们的地理位置对吸纳人才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有多少人愿意到保定来生活呢?尤其是大城市出身的人。好在我们已经在上海建立了技术开发中心,马上在北京也要建,这将有利于人才的吸纳。在机制上也有变化,就是采取招聘制,这样在工资上就不受国企工资制度的限制了。记:国外公司进驻中国多年,培养出了一批了解现代企业管理的人才,并有向国企、民企回流的趋势,乐凯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吗?杜:我们人才招聘的幅度还不很大,因为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像我马上招聘的总经理助理,是个国外回来的博士,它在我的手下没什么问题,但下面一些层次进行这样的招聘就有矛盾了,原来的人就会想,他来了,我干什么去,凭什么他挣这么多,我挣这么少。这又是国企的一个特点,是吸纳人才,吐故纳新的巨大阻力。这不但是观念问题,也是操作问题,其根源是国企传统的人事机制、工资机制等有问题,而这些又不是一个企业、一个总经理能够改变的。记:就目前乐凯的管理水平来说,还与现代企业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赶上去就有一定的危险,您是如何对待这些改革阻力的?杜:前些天我们请人大的教授来讲课,讲之前我对他说,你讲几方面的问题要注意分寸,拉出去还要拉回来。你不能像去年河北大学给我们讲财会管理的那个教授,讲到最后他说:“咳,你们拿这点钱,要是我,早不干了”。打个比方,我是深山里的老和尚,我们这里还有一群小和尚,他们刚知道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你别把他们教坏了。在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同时,还要解释哪些我们马上可以做,哪些暂时还不能做。我们目前走到哪一步了呢?打个比方,我们面对着一个病人,前几年是退烧消炎,现在要开始动手术了。以前不能动,动了就要伤命。1994年开始搞内部退休,我的前任只是小范围地进行了一点尝试,结果闹了两年,后来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了,以至我接任后还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呆了一年。其实事情并不大,但就是闹到了这样的地步,可见改革之艰难。现在时机差不多到了,我们将首先从中层干部着手。中层干部是腰,腰挺不住连头都抬不起来。而现在更多的是腰听屁股的,以至脑袋也要听屁股的。在方法上,我们还注意借助外力来打开突破口。请清华大学的教授来厂演讲后,下面的反响很大,好多人还骂娘,但还是打开了缺口。工人们知道了胶卷虽然是自己钦说制造的,但决定自身价值的,还要看工作的知识含量、创造性和可替换性。这就是观念的改变,我们的策略是不断地小改,抓住时机就大改一次。现在我们的中层干部实行10%的下岗率,这同样是很痛苦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比我年轻,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工作也不是不努力,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而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没有别的办法。除去科研方面,我们的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系统的改造都要一定程度地借助些外力。与大城市比,在保定这样的小城市推行改革要更难一些,一是观念比较落后,二是社会的承受能力比较小。我是不能把人推向社会的,当地政府不会接受的,也容易出乱子。不过我们也找到了很好的方法,就是让一些部门的职工提前退休,然后再反聘回来。这样一是提高他们的待遇不受政策限制了;二是他们的身份变了,紧迫感也有了。记:可不可以说实力强大的国外公司和数码影像的发展是威胁乐凯生存的两大因素?杜:我从不把这个问题推倒外面去,乐凯的生死决定于自己。竞争对手总是有的;数码影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乐凯走不出国营企业这个怪圈,就将没有出路。我和国外大公司的老板谈过,我们不应只是相互竞争市场占有率,还应该共同拓展市场,要把老百姓买衣服的钱让他们用来照像,这才是我们的能耐。记:涉及到乐凯的持续发展,您有没有考虑进行多种经营?杜:作为高科技企业,我们首先要紧紧地抓住主业。这就像拚刺刀,腿要挺住,两眼要盯住对方。即使我们搞多种经营也不能离主业太远,例如我们兼并上海的一家造纸厂,是为了给我们生产纸基。但像酒店、娱乐城之类,就是能挣大把的钱,我们也不会收购。我们是一身疾病的人,并不是想怎么出拳就怎么出拳,我们没那个能力。[FS:PAGE]记:乐凯的经营状况与您的个人收入有没有联系?杜:没有。记:那您的工作积极性从何而来呢?杜:来自于精神,来自于一种责任感。我曾经说过,改革好一个国有企业要牺牲两个总经理,第一个完了,第二个要敢于前赴后继。记:我认为到了最高境界时讲精神,最没办法时也讲精神;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总讲精神能行吗?杜:这是个机制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也不是企业力所能及的,少谈也罢。用大气、敏捷、朴实来概括杜昌焘其人,绝非吹捧之词。他能使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国企在实力雄厚的国外公司的绞杀下走到今天,这样的事实已经胜于任何雄辩了。有人将乐凯这两年的好成绩归于1998年初国家批给乐凯的32亿元发展金,其实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批钱之事确有,其中24亿为贷款,8亿为资本金注入;关键是到目前为止,乐凯只拿到了6000万。采访时杜总说他出差时自己的办公室被强行装修了,下面的人说太影响企业形象。第二天上午我专门来到他的办公室为其拍照,结果这装修后的办公室还是太平常了。不过杜总的形象还是满棒的。为了缓解拍摄气氛我说:“影视界我认识不少人,您什么时候下岗了,我就介绍您去演电影,专演国民党军官。”杜听后哈哈大笑。通过短短的接触,我甚至认为乐凯的希望大多寄托在杜昌焘的身上。分析乐凯我的眼前展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残秋的塞外田地一派狼藉,但一根老旗杆却还挺直地挑着那面发旧的旗子在寒风中飘扬。我们不知这萧瑟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这悲壮的旗帜能否撑到来年的春天。这旗子就是乐凯。正像杜昌焘先生所讲的,乐凯只是刚退了烧、消了炎,真正去病的大手术刚要开始。手术本身就有危险性,加之手术条件的简陋和环境的险恶,我不仅担心乐凯的未来,也为杜昌焘这位“主刀”捏了一把汗。一、 乐凯的处境国际一流的感光材料企业是柯达和富士;德国的爱克发、日本的可尼卡等属于二流。以往,不但中国大陆主战场的敌我双方是柯达和富士,国际战场上也如此。而且有过富士连连偷袭珍珠港得手的时期,这使柯达丢尽了面子,如今柯达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成功开发了中国市场而挽救了摩托罗拉公司的费希尔入主柯达后,他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太平洋战争。战书同样传到了2000年将接替费希尔CEO 职位的丹·卡普手中,如今他这句披着温柔外衣的恶狠狠的名言已经广为流传:“我很喜欢富士,但我更喜欢打败他。”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就是柯达垄断性收购中国感光材料企业。费希尔甚至认为此举是柯达25来最有意义的事件。柯达将打败富士的主战场设在中国,原因是欧美的感光材料市场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只有中国是最有开发潜力的市场。谁霸占了中国市场,谁就把感光行业的新增长点握在了手中。虽然柯达与富士同属一流,但二者也不是同一个量级,这是丹·卡普口出狂言的主要根据。未来战争很可能是这样的,美国通过收编中国感光业的败将残兵建立基地,再把日本赶出中国。乐凯是柯达最先想收编的一支中国军队,因为它的实力最强。结果是唯独乐凯不肯俯首称臣。那么一旦柯达消灭了中国战场上的富士,回过头来,它又将如何处置不听话的乐凯呢?一是易如反掌、干净利索地消灭乐凯。二是准许乐凯的生存,但要严格控制乐凯的市场份额,更不能让它咬一口打败富士的胜利果实。以柯达的实力,若想歼灭乐凯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目前中国还没有较完善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这是柯达巨人肆无忌惮大施拳脚的绝好环境。还不说柯达产品种类繁多,而乐凯目前只有两个主打产品(彩色相纸和ISO100的彩色负片),且质量也与柯达同类产品有所差距;也不说柯达登陆后使其更具有了点燃价格战火的资本;单只是柯达在中国大肆设立柯达专卖店的现实,就多少可见端倪。[FS:PAGE]所谓的柯达专卖店并不是柯达公司兴建的,而是它出三到五万元钱对现有彩扩点进行柯达标示的装修。目前中国大陆已有一、二级柯达专卖店店近5000家,这就是被业内人士形容的“满街黄”(因为柯达的CI色是黄色)。然而真正可怕的却是“满街黄”背后的三个百分百,即一级店要百分之百卖柯达,百分之百用柯达,百分之百宣传柯达。其实专卖店本是富士先搞起来的,柯达后来居上,不但蔓延迅速,还策反了大量的绿色富士专卖店(富士的CI色为绿色),使富士苦不堪言。专卖店形式是在市场终端下手绞杀竞争对象,即使柯达的主要敌人是富士,那么同存在于一个市场的乐凯又怎能幸免于难。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垄断法的作用下,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不准柯达涉足本土彩扩业的。后来的解禁,是因为富士对美国市场的大举侵占已经消除了柯达在本土的垄断地位。那么柯达真的会心狠手辣地对乐凯下黑手吗?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一是因为凭乐凯的实力对柯达实在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二是从经济规律上讲,一家公司可以垄断市场,但实现百分之百的市场占有率并不划算,因为实现百分之百占有率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完全垄断后,价格的抬高也很有限度,否则又将给别人创造重新介入的缝隙;三是乐凯终还是民族感光材料业唯一的一面旗帜,为拔掉它而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似乎既划不来,也没必要。四是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决定未来将陆续给与乐凯32亿元的资金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柯达一棒子打死乐凯,也太不给中国政府面子了,而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令国外公司心有余悸的。况且一旦将富士赶出中国市场,乐凯也就成了柯达的掌中之物,偌大的中国市场,分乐凯一小杯羹又何妨?另外,柯达、乐凯之间也还有着互利合作的可能。然而不管柯达是否能以慈悲为怀,乐凯这只黄鼠狼窝里的小鸡的日子都将不会太好过。“外患”自然是严厉的挑战,但乐凯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自己。二、 乐凯的忧患乐凯的优势上文已略有所表,其1999年上半年的利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4%,这似乎已是神话般的数字。尤其乐凯的领军人物杜昌焘本是个智慧的强汉。国营企业大都是还停留在“强人管理”的层次上,这和“强人政治”的国家一样。乐凯的命运攥在杜昌焘这位“大当家的”的手中,固然令人欣慰。然而英雄创造历史这把利剑的剑柄终还是握在时代、环境的手中,英雄只是剑刃。乐凯终究不是杜昌焘的梦,而是时代和环境中的现实。首先,杜昌焘和乐凯同样无法摆脱“国企病”的缠绕。产权问题、机制问题、员工观念问题、设备陈旧问题、企业福利负担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杜昌焘要仔细琢磨、努力对付的。就像他自己说的,国企像一团乱麻,你无法捋出个头绪,甚至没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快刀斩乱麻同样不行,这意味着出乱子。我想,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陈腐、涣散、懒惰的大家庭,一家之主往往在很多问题上是无奈的,他尽可以吹胡子瞪眼,却很难操刀断恶。近而杜昌焘又感慨道:“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该怎么做的问题,这不用教,谁都明白;关键是怎么做,怎么实施。”而且他认为传媒所标榜的这模式、那模式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不能照搬套用;否则国企也就不会迟迟走不出困境了。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无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让这团乱麻松动、松动、再松动,等松到一定的程度再捋、再斩。杜昌焘同样知道现代企业方方面面的好,好得甚至让他流口水,而一旦将这些唾手可得的好东西吃到国企的肚子里,马上就会闹肚子拉稀。更重要的是,国企的改革还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这是任何国企领导都无能为力的。乐凯未来的命运首先同政府的国企改革举措息息相关。其次,通过观察分析我们感觉到,乐凯确实与一个国际水平的现代企业相差甚远。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它没有一个有力的人才吸纳机制,它更没能形成一个高水准的中级职业管理层。当我了解了乐凯干部的收入情况;当我比较了乐凯和柯达、佳能驻外人员的工作状况;当我体会了乐凯宾馆糟糕的设备和服务;当我看到乐凯厂门上那条地方政府要求悬挂的、宣传家庭防火的大横幅;当我回到北京专程领教了一下乐凯北京分部那实难恭维的彩扩质量,我深深地感到,巍然飘扬的乐凯大旗终归是面老残之旗。杜昌焘不但要扛着它抵挡八面来风而不倒,还要腾出手脚换旗杆、补旗帜,真是好一番艰难,好一番悲壮。在外企老板和一些洋经济学家的眼中,这番景象甚至不免有些滑稽,而这幕滑稽戏的编剧和导演就是历史,是国企的老板——政府。[FS:PAGE]乐凯归来,我问了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您认为国企的未来如何?”回答都是:“不大改就死掉。”国营企业对于首席执行官既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单凭这一点,就隐患无穷。三、 数码影像的威胁数字技术像摧枯拉的洪水猛兽,它同样在影像领域露了头角。如果将传统的化学影像与数码影像相比较,前者像机械打字机,后者像电子打字。如今数码影像唯一的不足,是它的影像质量还稍差一点。但以数字技术目前的发展速度,谁能断言这点差距不会马上拉平,甚至反超。至于数码摄影器材的价格问题,实际上本部是什么问题。纵观世界摄影器材生产领域,大的照相机厂家和感光材料厂家大都将研发的重心在向数码影像偏移。如果数码影像真的具有势不可档的革命的意义,那么乐凯的未来就将非常危险。虽然乐凯目前也涉足了数码耗材的研发和小批量生产,但也像杜昌焘先生所言:“我们随时准备切入对于数码影像的研究,但现在既没这个力量,也没这个能耐。”这多少也应算是乐凯的一个隐患。如果将国企的弊端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视为乐凯的内忧外患,那么数码影像若三五年内能够普及,将很可能成为乐凯的天灾,因为像乐凯这样规模庞大、设备陈旧、技术单一的国营企业,它一没有预先大投入进行研发的能力,二又不具备及时掉头的轻灵。如今也有化学影像与数码影像相互渗透、交融的现象,但这是暂时的、过渡性的现象呢?还是真正的主流趋势呢?乐凯当然喜欢后者,但这同样是说不准的事情。乐凯目前的业绩固然可喜可贺,但杜昌焘还是让乐凯人要不断地高唱两手歌——《国歌》、《国际歌》。一是乐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采访归来,我拿杜昌焘与一些我熟悉的外企老板比较,结论真的是他不但毫不逊色,甚至还略高一筹,区别只是虎踞山中和虎落平阳。其实作为一任企业领袖的杜昌焘,就是他再厉害,也只能支持乐凯的一时,而不能支持乐凯的一世。更何况50多岁的他在退休之前能否赶上“放虎归山”好时候,也还是个问号。我们尽可以对国企充满希望,但国企若想好起来也真是困难重重。就连乐凯这样目前很不错的企业都危机四伏,那些年年亏损、濒临倒闭的企业就更不必说了。国营企业不但有许多东西与经济规律、经营规律不符,还有许多蔑视人性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包含于国家政治现状和文化现状之中。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良心还是让我们盼望着中国乐凯永远地光辉灿烂下去。乐凯公司背景资料:1958年7月日,中国乐凯胶片公司的前身——保定电影胶片厂破土动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题词:“能自行制造胶片犹如能制造火箭。”1959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黑白电影胶片和民用135胶卷。随后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水溶性彩色电影胶片和油溶性电影胶片。1964年,研制成功黑白航空测量胶片,翌年航空胶片投入生产。1965年,建成电影胶片生产线。1969年,黑白电影正片、黑白中速底片、电影录音底片开始出口。1974年,我国第一颗人造侦察卫星采用乐凯航空遥感胶片拍摄成功。从此,多次承担了我国军事侦察、地质测绘、科学考察所需胶片的研制与生产。1976年,唐山大地震,乐凯彩色红外片成功记录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78年,更名为:“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1984年,自主开发的乐凯II性彩色胶卷研制成功,并大批量面世。从而改变了国外胶卷一统天下的局面。1985年,“乐凯”商标开始启用。1987年,化工部第一胶片厂、第二胶片厂和沈阳感光研究院技术开发中心联合组建乐华胶片公司;同年,乐凯第一代彩色相纸研制成功并推向市场,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之后又进行了三次更新换代。乐凯产品从此由电影胶片转向民用照像材料为主。同年,公司磁带厂引进的磁带生产线建成投产。[FS:PAGE]1988年9月13日,引进的彩色胶卷涂布生产线投产典礼在保定举行。1989年,乐凯第二代彩色胶卷“BR100”研制成功,第二年推向市场。199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到乐凯公司视察。1992年4月,乐华胶片公司更名为“中国乐凯胶片公司”,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试点企业集团。1993年10月,乐凯第三代彩色胶卷“金BR100”上市。1994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视察乐凯公司,同年,乐凯公司高级工程师邹竞被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5年8月22日,乐凯胶卷被国家统计局授予“中国胶卷之王”的称号。同年,乐凯研制成功新型高温快速无水洗彩色相纸。1996年4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到乐凯公司考察。同年9月,乐凯喷墨打印RC光面纸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公司电子影像部成立,陆续开发了三大类八个品种,标志着乐凯公司介入数字影像材料领域。1997年7月14日,李鹏总理、吴邦副总理国专程到乐凯公司考察,国家八个部委的领导随行。李鹏明确指出:国家支持有前途、有市场的乐凯感光材料的发展。8月12日,吴邦国副总理到北戴河乐凯彩扩示范店检查工作。11月8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到公司视察。同年10月,中国乐凯胶片集团正式按母子公司管理体制运行。同年,乐凯新金BR100上市。同时,磁带厂开发的PET电话磁卡宽片通过技术鉴定,乐凯磁卡系列产品问世。1998年1月,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月22日,“乐凯胶片”A股在沪上市。2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原则通过乐凯集团“九五”发展规划。同年,乐凯第二带高温快速无水洗彩色相纸彩虹SA—2研制成功并推向市场。1999年1月,乐凯商标被国家工商局商标局认定:“中国驰名商标”。3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到乐凯公司考察。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乐凯公司进行考察。4月28日,乐凯兼并上海新风铜网造纸厂。同年7月,公司全面实施CIS企业形象工程,确立新理念、行为、视觉系统。同年9月,乐凯第五代彩色胶卷“超金—100”研制成功并上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图片说明:图1、占地1000亩的乐凯公司鸟瞰(公司提供)。图2——5、杜昌焘像。图6、杜昌焘向李鹏、吴邦国汇报乐凯情况(公司提供)。图7、关注乐凯(公司提供)。图8、乐凯公司销售部总经理田庆国。(排在“乐凯的销售”部分)图9、乐凯研究所的科研骨干。(排在“乐凯的科研”部分)图9A、价值28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排在“乐凯的科研”部分)图10、这道工序是将胶片装进暗盒。图11、正在进行胶卷的最后包装。图12、传统的国企办公室不仅是乐凯艰苦奋斗的象征。图13、有七八台这样的制造片基的流延机与40多岁的乐凯厂同龄。图14、美国摄影家用乐凯胶片拍摄的照片。图15、日本摄影家用乐凯胶片拍摄的照片。图16、墨西哥摄影家用乐凯胶片拍摄的照片。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3日 09时52分10秒照相终究是利用理性工具做为手段来为表达服务,高质量的物理特性常常有限制表现的多样性,有时胶卷的缺陷倒可是灵活表达的自由。发言者:窦海军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4日 00时49分55秒你的这个观点肯定是有道理的,而且不是一般层面的。不过这里还可以细分,就是实用摄影往往比较在乎摄影硬件的发展,在乎景象素质,不说广告摄影,就是新闻摄影,如果有了极微型的相机(但要很好使)和在黑夜中可用1/1000曝光的胶片,也将是很有意义的。但艺术类摄影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高素质记录影像并不是艺术的标准,有时还会走向反面。一个真正接近创作自由王国的人,都“法无定法了”,自然不应再是器材的奴隶。这里真正要声明的是,艺术摄影离不开器材,但器材商自有他们的商业圈套,很多初级影友在不自觉中便进了这圈套,他们不能清晰地识别商人的圈套和误导,不但花了过多的没用的钱,还分散了在艺术方面的注意力,忽视了心的意义,就此便有了这样的现象:越是依赖现代科技的艺术,往往越物质,越轻浮(不是绝对的,只是大概趋势)。就像液晶快门,前几年我听说因阻光虑问题解决不了而不能实用,今天可能解决了,但他给艺术家带来的形而下的方便,远不能解决艺术质量的问题,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基于这种观念,虽然我自认为器材功底还是有一些的,但却不愿意谈。举一个例子,专业反转种类较多,并经常出新花样,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只是把感色层的感光度调一下就是了,接下来的就是神乎其神的商业炒做,炒了半天,柯达400度的负片的颗粒至今还粗的不可思议。事实上最终影像的质量本是由系统工程决定的,系统中一个局部的因素(如果不是遭得不可救药)的作用,往往并不多么重要。我经常看到一些知名的摄影家对初学者煞有介事地讲这个胶卷如何,那个镜头怎样,其实都是不可信的,因为他连鉴别器材的基本程序都不懂,只是凭感觉,而人的感觉对于微妙的科技指标的变化,大都是无能做出准确反映的,就像一个气象学家,你不能说自己能感觉出0。1度的气温变化,而我们的摄影家评价器材,就是做着类似的事情。既缺乏理性,也缺乏激情,这是我们摄影家的通病。我想谁若是有时间写一本名为《器材的误区》的小册子,准好卖。为什么要写册子而不发表于报刊呢?同样有内幕,因为他们怕得罪广告主,不敢发。所以很多器材商发布较标准,用批量次货蒙中国人,中国的专家发现了,却不能给予曝光。其实媒体是不能怕企业的,但这个道理和相应的办法,我们的摄影报刊人是不懂的。话又说远了。至于《中国乐凯》,本是发在《环球企业家》杂志的经济类文章,与影友本没多少关系,贴在这里,纯属瞎捣乱。[FS:PAGE]

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3日 08时47分20秒回应:中国乐凯——这是1999年在我们杂志发的一篇文章,今天看来还是太客气了,应该把乐凯的问题深刻、彻底地揭露。见大家聊兴不足,贴了充数。望批评。(发言者:窦海军 ,于 2002年11月01日 01时10分10秒)“是船靠码头,还是码头靠船”此话颇有玩味,国外企业联盟对标准,规范的扼紧,确实对国企造成很大的桎梏,而乐凯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乐凯很务实,也值得钦佩,有很多机会我都使用乐凯,反转没办法只能用洋货。即知道聊兴不足,可见您一直都在,据不完全统计,大家都愿意看您的贴子的。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4日 09时07分19秒不管艺术摄影也好,还是实用摄影也好,照像总归是在利用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是一个理性工具,是符合一定逻辑的物理化学过程的,斥之于平面构成,作用于人的视觉,其成形的机制被理性预设于媒介中,这种机缘同摄影发明之初的理性启蒙思想是吻合的,而且也正是科学理性对认识客体全面胜利的发端期,不管其初期如何通过布景,摆设,拼凑等手段来获得拉菲尔前派的画意效果,照像术作为手段和媒介只是以科学的理性来代替艺术的理性,因此,作为艺术特性来考察的话,照像术本身就有些不足,能斥之于人感觉而对人的所谓艺术潜能有作用的感觉以视觉和听觉为主,如果硬要在两种感觉中在区分个高下的话,听觉的启发能力会要强于视觉,因此浪漫主义者曾提出一切艺术应以音乐为准,在这里就涉及到艺术的层次高下了,而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内因摄影术的理性预设,致使其同现代艺术以非理性为主的发展路线总难以那么丝丝入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术的归属应是次现代艺术的,虽然人们也极力在影象中制造出一些与现代艺术思维相类的东西,比如超现实主义,暗房拼贴等等,但理性的预设使摄影离不开机械复制的老路。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4日 09时13分35秒阿恩海姆也曾从创造与复制的角度谈过摄影师的成就与尴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言者:xrd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4日 07时49分07秒非常有见地,有道理,KD400负片和富士400的没法比,颗粒太粗。KD就是广告厉害啊。发言者:xrd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3日 12时43分46秒回应:照相终究是利用理性工具做为手段来为表达服务,高质量的物理特性常常有限制表现的多样性,有时胶卷的缺陷倒可是灵活表达的自由。(发言者:湘西过客 ,于 2002年11月03日 09时52分10秒)哈,高思维。

发言者:湘西过客 发表时间:2002年11月03日 16时13分09秒韦斯顿曾谈及过摄影之美,认为摄影之美在于细节的丰富,使之较人的印象或记忆更清晰地反映事物的表象,如果对于胶片生产部门以先进的手段解决反差,分辨率,锐度相互依存的矛盾应该是肯定的,但如果摄影要以一种艺术方式而存在则不应该局限于这种技术的精密性上,因为人的感官本就是模糊的,或者说人的回忆本身就带有不可靠性,因此纯影象有时很难越出实证的范围,而当初爱默生在经历自然主义后,反过来又否定摄影的艺术性,纯影象的一些观点在我国影界很有一定的市场,有些更是把它作为终极目标,而不惜购置昂贵的高精密的器材,使实证的作用更加突出,实际上后来曼。雷在暗房所作的实物成像等的实验反而在艺术界获得更大的成功;而亚当斯也承认现在的厚底胶卷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胶片所具有的光照似乎是从物体内部发出的效果了,而摄影的表现正是被科技的发展拖向了更高的精密实证,如果是如此进行,那么摄影的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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