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人体摄影

救救人体摄影 发言者:中 文-转中国摄影报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3日 17时12分38秒

  眼下,一股“人体摄影”的热潮正席卷着国内摄影界,中国的摄影人终于能够大张旗鼓地从事人体摄影艺术了,国人也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欣赏人体摄影作品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但凡事欲速则不达。在人体摄影风风火火向前涌动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时不时地跳出来鼓噪一番。最近,一场拿“女大学生”作为“卖点”进行炒作的人体摄影展,就让笔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场在南方某市展出的《杭州西子人体艺术摄影展》,冠冕堂皇地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词:“所用模特均为杭州各大学在校女生及浙江艺院、杭州艺校毕业生。”主办方称,这次人体摄影展创造了每天吸引千余名参观者的佳绩,靠的是“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其中就包括上述广告词中提到的“所用模特均为杭州各大学在校女生及浙江艺院、杭州艺校毕业生”。   应该说,这次人体摄影展的主办者不仅有着极“灵光”的商业头脑,而且具备很好的心理学基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杭州出美女”,这些概念在国人当中的普及率极高,打“杭州美女”这张牌,取得商业成功不足为奇,但楞要给它挂上一副“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的“羊头”就不能不让人反胃。且不说女大学生做模特与“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单就拿女大学生“炒作”的行为,已经很难与“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挂钩,总难免逃脱“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本来,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下,艺术与商业并非水火不相容,商业摄影的迅速发展让一部分摄影人富裕起来的同时,对整个摄影事业的进步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摄影毕竟是一种艺术活动,即便是纯粹的商业摄影,也是以艺术创作为基础的,也是以艺术的“内核”来打造商业的“外壳”。而南方某市的这场《杭州西子人体艺术摄影展》倒是更像给商业的“内核”披上一件艺术的“外衣”。另外,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来看,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创作活动,是否是“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更多的在于拍摄者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对创作过程的掌控,而非由拍摄对象来决定。   面对如上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发出“救救人体摄影”的呼声。可以想象,任由此番“高品质的人体摄影艺术理念”信马由缰地发展下去,《上海少女人体艺术摄影展》、《湘女人体艺术摄影展》、《米脂婆姨人体艺术摄影展》甚至《俄罗斯美女人体艺术摄影展》、《巴黎女郎人体艺术摄影展》,凡此种种,只要众所周知出“美女”的地方,都可以拿来炒作一番。笔者眼拙,实在看不出这种将人体摄影按地域“人种”刻意分割的做法对整个人体摄影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好处。人体摄影作为一门艺术,在我国刚刚起步,需要我们众多的摄影人和从事摄影活动的策划人来共同维护它的健康发展。即使要按商业展览的需要进行“炒作”,也应从摄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或者参展摄影师的知名度等角度进行合理的、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游戏规则”来进行。   人体摄影,请走好。

发言者:xrd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08日 11时23分00秒请藏策先生谈谈时下的中国语境,可能对中国的摄影人有所启迪。[现而今的小玩闹能否对未来有所影响?]感动中国的郭沫若 纵有一千个错误也是文化巨匠发言者:北 塔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5日 14时52分52秒回应:请藏策先生谈谈时下的中国语境,可能对中国的摄影人有所启迪。[现而今的小玩闹能否对未来有所影响?](发言者:xrd ,于 2003年10月08日 11时23分00秒)《天上的街市》给我带来的快感记忆犹新  我早在上小学时就在课本上读到了郭沫若的名诗《天上的街市》,课本上似乎没有署作者的大名,或者说,即使署了,我也没记住;因为我从小读各种文学作品,哪怕是《水浒

[FS:PAGE]传》、《哈姆雷特》,我也不注意作者姓甚名谁,借用钱锺书先生的比喻来说,我只管吃鸡蛋,压根没想着这蛋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只鸡的屁股底下滚出来的。直到读研究生时,为了要做所谓的学问,才开始翻阅郭沫若的传记材料。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根本无法跟《天上的街市》相比,它是那样纯真、明朗而新奇,它在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给我带来的快感,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在原来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中,那阻隔他俩的银河是何其宽广,他俩的相见是何其艰难,一年才一次。而在郭沫若的诗中,银河并不宽,牛郎织女能骑着牛自由随意地来往。这表现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把人间天上都美化了,不仅给我幼小的心灵以美的享受,而且使我也被感染了,我也同情起更早时候从母亲口里听来的牛郎织女的不幸境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老想着自己能变成诗中的那颗流星,以灯笼的形象去照亮他俩的闲游。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它都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些写于1920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他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闻一多曾盛赞《女神》,说:“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  他的讨蒋檄文让他亡命日本  郭沫若使中国受到震撼的散文作品是那篇让他出尽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从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全过程,从而了解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险恶为人和罪恶目的。  1927年3月23日,蒋制造了“安庆惨案”,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虽然当时郭沫若跟蒋的个人关系还没有破裂,蒋在离开安庆时,甚至还致函郭沫若,要郭跟他一起走。但郭沫若出于真理和大义,断然拒绝了蒋的好意,化名化装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这篇被广为传诵的、痛快淋漓的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蒋介石当时手握兵权,权倾一时;郭沫若作为一介文人,能公开列数蒋的各种罪行,谴责蒋的流氓行径,并号召民众革蒋的命;这需要多大的胆气啊!这篇文章一出手,就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动,使人们看清了蒋的真面目,对蒋“这位革命领袖”开始有了怀疑和警惕。对中国现代革命诸种势力的分化与重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郭沫若也因为这篇文章大大得罪了蒋介石,蒋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迫使郭于1928年亡命日本。  卓文君和王昭君鼓舞了多少中国妇女  同样感动过并依然在感动中国读者的是郭沫若的几部戏剧杰作。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又创作了《聂嫈》;1926年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些早期剧作表现了一代代青年所渴慕的“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的精神”,他替千百万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压制的中国妇女呼喊道:“我们女子要谋种种独立的生活,要要求种种平等的待遇呢!”在当时真可谓胆大包天、石破天惊。这部剧一发表就受到了封建卫道士的围攻。据说,当时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在演出这部戏时,引起了当地新旧势力的公然对决,以至于县议员们动议要罢免校长;后来,浙江省教育会还以它“不道德”、“大伤风化”为名,禁止学生把这个戏搬上舞台。[FS:PAGE]  如果说卓文君反抗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族权的话,那么王昭君反抗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她的反抗同样悲壮。郭沫若以天才诗人的霸气,一改旧剧中王昭君“恋恋不忘君”的懦弱形象,使她跟汉元帝对立起来。元帝本来意欲甚至逼迫她留在宫中,但她不畏强权,不图享受,坚持要去荒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王。王昭君的形象鼓舞中国女性跟男性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敢于挑战、迎战来自权力顶峰的威胁,誓死捍卫作为合法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正是在郭沫若这些戏剧作品的感召下,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槃》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让文字的雷电击打我,使我从庸庸碌碌的世俗人生中惊醒过来。  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  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朗朗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锺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哪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晚年表现颇有微词,甚至有扳倒他的架势。但我认为,那都是蚍蜉撼大树,自取其辱。郭沫若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瑕不掩瑜,他的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不会因为他晚年有所失节而失去光芒。现在我们还一直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歌,上演他的戏剧,就是不言而喻的证明。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男)(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鼎堂,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沦等。四川乐山人。1913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同年底赴日本留学。  191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后弃医从文。  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发表过《残春》等少量小说。[FS:PAGE]  1926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出版诗集《恢复》。同年被迫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历史研究,出版了后来引起争议的《十批判书》。  1948年到解放区。50年代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先后出版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论著《李白与杜甫》等,学术专著《石鼓文研究》、《奴隶制时代》等。发言者:剑齿猫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5日 22时44分16秒哈真正郭氏传人也!哈,先谢过了。发言者:藏策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08日 16时20分49秒回应:请藏策先生谈谈时下的中国语境,可能对中国的摄影人有所启迪。[现而今的小玩闹能否对未来有所影响?](发言者:xrd ,于 2003年10月08日 11时23分00秒)题目太大了,有点不知从何谈起呀。比如新左派有左派的说法,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说法。而且针对不同的领域,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呀。至于“小玩闹”,他们是被消费文化塑造起来的一代,与之伴随的,是“商品已成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但也很难说他们对未来的影响会如何,因为只要看看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向着“退化”的方向发展的。比如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高峰,但以后就逐步退行,直至文革。而当时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在当时不也就是一些“小玩闹”吗?鲁迅称之为“才子加流氓”。闲来无事,多说几句:发言者:藏策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3日 16时22分39秒回应:哈,哈,先生谦虚了。(发言者:xrd ,于 2003年10月08日 18时58分31秒)以前的现代文学史,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瞒和骗的文学史,所以“重写文学史”才会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的一致呼声。在以前的现代文学史中,主要作家就是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其中只有鲁迅一个作家是一流作家,可鲁迅又已经是被扭曲了的鲁迅了。鲁迅的真正价值不但没有被发掘,反而被遮蔽了。而郭、茅、巴、老、曹等,基本上都属于二流以下至三流的作家,却因非文学的因素,而被捧为了一流作家,于是,一些人造的假冒的“经典”便产生了。而由这些“经典”教育出来的,又必然是一批根本不懂文学的人,他们错把三流当一流,把一些老文学青年当文学大师,于是整个文学的价值便都颠倒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真正具有一流水准的人,如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以及接近一流、至少也在二流以上的作家如钱锺书、废名、徐吁等人,长期以来反而处于边缘状态。现在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不高,与此也有直接的关系。再说思想界,现在谁以“思想”号召,那一定是很可疑的。因为现在就很难产生“思想”。那些以“思想者”自称的,依我看来,不是欺世,就是无知。大多不属于“思想”而是属于胡思乱想。对“思想”的判别,就如同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一样,也是很需要定力和眼光的。有些人的文章,很有煽动性,好象很“思想”,其实仅仅是胆大而已,并没有多少价值。假如把现代文学史上的人和事看得透一些,就会发现,现在的摩罗、余杰之辈,与当年的蒋光慈、郭沫若之流,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虽然一个“左”,一个“右”,但其言说的方式却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激进的、浪漫的那套东西。对这套东西我们应有自己的基本判断。这本身也代表了一个人自身的修养。

发言者:xrd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3日 18时04分04秒[FS:PAGE]不是多说,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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